2010年我曾有过一段为期一个多月的出差旅途，在十月中旬，我来到LQ县，在出差目的地附近找了一间旅馆，宽带上网，免费热水。晚上九点有人敲门，我下意识的觉得会是特殊服务，人生地不熟的界没有人会在这个时间段来敲门，短暂的犹豫之后我开了房门，站在门口的是一个20岁左右的姑娘，穿着鱼鳞片似的连衣裙，面相清纯，身材妖娆问我需不需要特殊服务，虽然早已有心理准备，煎熬般的几秒之后我委婉的作了拒绝，倒不是有多正人君子，陌生的地界孤身一人，云雨之后会不会有附加而来的敲诈，会不会因此染病都是我担心的问题，关上房门之后，我听到隔壁的房门也被敲响，短暂的讨价还价之后，我听见姑娘走了进去，那一夜过的相当煎熬。

2011年我换了份工作，混进一个管理组织，虽然担任的是一个小卒的职务，但是管理辖区的人对我们恭恭敬敬，秋天的时候，辖区的老总请管理组吃饭，我们一行十几个人在SSH区最大的饭店最大的包间，从东坡肉吃到醉虾，从王八盖子吃到黑毛猪蹄，开了36瓶的五年陈酿，酒醉饭饱之后老总提议去KTV娱乐一下，喝点酒唱唱歌有利于酒精挥发，所谓酒壮熊人胆，我们尾随着走进一家外观看起来像是主题公园的KTV，进了包间，随后就有人端来果盘和200ml 12元/瓶的啤酒，接着一水的打扮的花枝招展、浓妆艳抹的姑娘任由挑选，陪伴左右。虽然是600ml陈酿加身，但啤酒一瓶一瓶的开，最后我都记不清究竟喝了多少，我听见我们五十多岁的大领导搂着一个姑娘用公鸭般的嗓子唱着《毛主席的话记心上》，虽然是朦朦胧胧，我至今依然能记得他那如花般的笑脸，不多时我听到坐在我不远处的老总接了一个电话，随后起身离开包间，不多时带进来两三个还没换下制服的值夜班的警察，说是朋友，人多更热闹，有警察护航，随后的节目就更精彩了，从钢管舞到脱衣舞再到裸体姑娘的联谊舞，除了最后那么一下，服务项目应有尽有。

这样的事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和工作中随处可见，最近的东莞在一轮强势的“扫黄打非”中几近“沦陷”，可是真的能“沦陷”吗？二千多年前，老夫子就曾高度概括过“食色性也”，整个人类的历史证明，卖淫嫖娼是不可能被消灭的，就像是烟草、酒精一样，弗洛伊德曾在他的《文明与缺憾》中提到“没有致醉物人类是活不下去的”，美国1920年颁布过禁酒令曾经做过尝试，可是结果是怎样呢？不仅不能像预期的那样净化道德情操，反而使买酒从地上转到地下，黑手党横行，酗酒更为严重，土木坛子在他的博文翻译了《阿姆斯特丹红灯区常见问题问答》面对同样的问题，看看国外又是如何做的。

中国自古以来就擅长满口的仁义道德，结果常常最不仁义，最不道德，制定一个圣人的标准无可厚非，我们总要向着至善的方向努力，但将这个标准作为法律就显得离谱，并不是每个人都能达到那个方向，你要允许我们这些俗人的存在，合理的做法是允许它的存在，规范它的存在。

李银河在她的博文中提到

 首先，人应当有做性工作的权利，不仅女性应当有，男性也应当有（据统计，色情业从业人员中有十分之一为男性）。公民有工作权，性服务业是工作，所以公民应当有做性工作的权利。反对这一点的人认为，性服务不是工作，是享受，而性工作者并不同意，他们觉得是工作。在一些国家，性工作者还组成了工会，经常闹罢工，要求改善工作条件，提高工作待遇，巴黎的性工作者甚至冲击过市议会，去要求实现他们的权利。
其次，对性交易的惩罚存在逻辑不完备的问题。人类的性活动有各种动机，有的是为了爱，有的仅仅为了肉欲，有的为生殖繁衍，有的为金钱和生计。我们可以说为了爱的性是高尚的，为了金钱的性是低俗的，但是情操的低俗并不能够成立为刑事惩罚的对象。如果我们把惩罚的界限划在所有包含利益交换有金钱卷入的性活动，那么应受惩罚的对象就不仅仅有嫖客和妓女，还应当包括被包的二奶，甚至包二奶的男人。因为二奶之于妓女、包养人之于嫖客，只是批发之于零售的区别，本质并无区别。按照恩格斯对于资产阶级家庭（妻子不工作，由丈夫供养）本质就是卖淫的定位，要惩罚性交易，也应当被列入被惩罚之列。既然资产阶级妻子和二奶不受刑事惩罚，单单惩罚妓女就有逻辑不完备的问题。一个建立在不完备逻辑之上的法令（中国的卖淫法和治安管理条例相关条款），就有值得商榷的地方。

其实只要想清楚下面两个问题，关于色情行业的非罪化根本就是不值得争论的事情。

1.色情行业能不能杜绝？

从周襄王时代，齐国管仲设女闾，即其作俑者，南朝刘邈“倡妾不胜愁，结束下青楼”，唐朝杜牧“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宋代“凡有井水饮处，皆能歌柳词”的柳永一生尽处烟花之地，一直到清朝的十大名妓，你说能不能杜绝，这些还都是在儒家传统思想统治下的时期。

2.色情行业有罪化有什么后果？

和美国的禁酒令一样，色情业将由地上转为地下，对于疾病的预防和控制也变的更难以监管，虽然中国没有所谓的黑手党，但以此生财的恶势力也会源源不断的滋生。黑社会、警察腐败、官员腐败、性工作者被抢劫被杀害也同样难以监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