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九年（辛巳、前340），卫鞅言于秦孝公曰：“秦之与魏，譬若人有腹心之疾，非魏并秦，秦即并魏。何者？魏居岭厄（厄：险要的地方，这个词可看成厄岭）之西，都安邑，与秦界河，而独擅（独自据有;独揽）山东之利，利则西侵秦，病则东收地。今以君之贤圣，国赖以盛；而魏往年大破于齐，诸侯畔之，可因此时伐魏。魏不支秦，必东徙，然后秦据河、山之固，东乡（东向，向东）以制诸侯，此帝王之业也。”公从之，使卫鞅将兵伐魏。魏使公子将而御之。
军既相距（抗拒;抵御 ），卫鞅遗公子书曰：“吾始与公子欢；今俱为两国将，不忍相攻，可与公子面相见盟，乐饮而罢兵，以安秦、魏之民。”公子以为然，乃相与会；盟已，饮，而卫鞅伏甲士，袭虏公子，因攻魏师，大破之。
魏惠王恐，使使献河西之地于秦以和。因去安邑，徙都大梁。乃叹曰：”吾恨不用公叔之言！”
秦封卫鞅商於（陕西省商县以及河南省内乡县）十五邑。号曰商君。
齐、赵伐魏。
楚宣王薨，子威王商立。
公元前340年，公孙鞅对秦孝公说：“秦国与魏国的关系，譬如人有心腹大患，不是魏国吞并秦国，就是秦国攻占魏国。为什么呢？魏国东面是险厄山岭，建都于安邑城，与秦国以黄河为界，独享崤山以东的地利。它强盛时便向西侵入秦国，窘困时便向东收缩自保。现在秦国在您的贤明领导下，国势渐强；而魏国去年大败于齐国，各国都背弃了与它的盟约，我们可以乘此时攻伐魏国。魏国无法抵抗，只能向东迁徙。那时秦国据有黄河、崤山的险要，向东可以制服各诸侯国，就奠定了称王称霸的宏伟大业。”秦孝公听从了他的建议，派公孙鞅率兵攻打魏国。魏国也派公子为将军前来抵抗。
两军对垒，公孙鞅派人送信给公子，写道：“当年我与公子您交情很好，现在都成为两军大将，不忍心互相攻杀。我们可以见面互相起誓结盟，畅饮之后罢兵回国，以使秦国、魏国的百姓安心。”公子信以为真，便前来赴会。两方盟誓已毕，正饮酒时，公孙鞅事先埋伏下的甲士冲出来，俘虏了公子，又乘势攻击魏军，使其大败。
魏惠王闻知败讯，十分惊恐，派人向秦国献出河西一带的地方以求和。此后他离开安邑，迁都到大梁。这时才叹息说：“我真后悔当年不听公叔痤的话杀掉公孙鞅！”
秦国封赏给公孙鞅商於地方的十五个县。于是他号称为商君。
齐国、赵国攻打魏国。
楚国楚宣王去世，其子商继位为楚威王。
- 在我的价值观体系里，我其实是不大看上商鞅这个人的。他既有才能，又有手段。自古以来这种人都是人上人，吃得开。但我在反思自己为什么看不上这种人又试图站在他的立场看问题，即：在他们眼里，可能所谓的世俗价值观对他们是无效的。比如“出尔反尔”“欺诈”这种，我的想法是既然两军对垒，你有本事就把我灭了，或者计谋高出一筹比如孙膑那种诱敌策略，像商鞅这种总感觉不光明磊落。
- 这其实你就自相矛盾了，在战场上大家相互是敌人，计谋只有高下、有效无效之分，不存在道德感强和道德感弱之分，孙膑的计谋当然高，也非常有效。商鞅的计谋虽然低了点，但是结果也是有效的。在你死我活的生存斗争之下，所谓世俗意义上的“道德”其实是非常不可靠的，你没看到就是没看到，吃了亏被俘也是活该。生存不谈道德。（另一个古是反思）
- 这里其实也能看到商鞅的结局，他极具战略眼光，但行事也不择手段。这种侵略性是不是也是最后自己被车裂的祸根呢？
三十一年（癸未、前338），秦孝公薨，子惠文王立。公子虔之徒（门人）告商君欲反，发吏捕之。商君亡之魏；魏人不受，复内（交入;接纳。后作“纳”）之秦。商君乃与其徒之商於，发兵北击郑。秦人攻商君，杀之，车裂以徇（巡行示众），尽灭其家。
初，商君相秦，用法严酷，尝临渭论囚（定罪并处决囚犯。），渭水尽赤。为相十年，人多怨之。赵良见商君，商君问曰：“子观我治秦孰与五大夫（百里奚）贤？”赵良曰：“千人之诺诺（连声答应的声音。表示顺从。），不如一士之谔谔（直言无讳的样子。）。仆请终日正言（直言；说实话。）而无诛，可乎？”商君曰：“诺。”赵良曰：“五大夫，荆（春秋时楚国别称）之鄙人也，穆公举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秦国莫敢望焉。相秦六七年而东伐郑，三置晋君，一救荆祸。其为相也，劳不坐乘，暑不张盖。行于国中，不从车乘，不操干戈。五大夫死，秦国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谣，舂者不相杵（舂谷时发出的号子声。语本《礼记．檀弓上》:"邻有丧，舂不相。"）。今君之见也，因嬖人景监以为主；其从政也，凌轹（ línglì ：欺凌毁损）公族，残伤百姓。公子虔杜门（闭门）不出已八年矣。君又杀祝欢而黥公孙贾。《诗》曰：‘得人者兴，失人者崩。’此数者，非所以得人也。君之出也，后车载甲，多力而骈胁（pián xié ，骈胁又名骈肋，胁骨紧密相连如一整体。）者为骖乘（cān chéng，又作“参乘”,陪乘或陪乘的人。古时乘车,尊者在左,御者在中,又一人在右,称车右或骖乘。由武士充任,负责警卫），持矛而操戟者旁车而趋 （快走）。此一物不具，君固不出。《书》曰：‘恃德者昌，恃力者亡。’此数者，非恃德也。君之危若朝露，而尚贪商於之富，宠秦国之政，畜百姓之怨。秦王一旦捐宾客（谓弃宾客而去。对居高位者死去的婉辞。）而不立朝，秦国之所以收君者岂其微哉？”商君弗从。居五月而难作（产生，兴起）。
公元前338年，秦国秦孝公去世，其子即位为秦惠文王。因公子虔的门下人指控商君要谋反，便派官吏前去捕捉他。商君急忙逃往魏国，魏国人拒不接纳，把他送回到秦国。商君只好与他的门徒来到封地商於，起兵向北攻打郑。秦国军队向商君进攻，将他斩杀，车裂分尸，全家老小也被杀光。
起初，商君在秦国做国相时，制订法律极为严酷，他曾亲临渭河处决犯人，血流得河水都变红了。他任国相十年，招致很多人的怨恨。一次，赵良来见商君，商君问他：“你看我治理秦国，与当年的五大夫百里奚谁更高明？”赵良说：“一千个人唯唯诺诺，不如有一个人敢于直言不讳。请允许我全部说出心里的意见，而您不加以怪罪，可以吗？”商君说：“好吧！”赵良坦然而言：“五大夫，原是楚国的一个乡野之人，秦穆公把他从卑贱的养牛郎，提拔到万民之上、无人可及的崇高职位。他在秦国做国相六七年，向东讨伐了郑国，三次为晋国扶立国君，一次拯救楚国于危难之中。他做国相，劳累了也不乘车，炎热的夏天也不打起伞盖。他在国中视察，从没有众多车马随从前拥后呼，也不舞刀弄剑咄咄逼人。五大夫死的时候，秦国的男女老少都痛哭流涕，连儿童也不再唱歌谣，舂米的人也不再唱舂杵的谣曲，以遵守丧礼。现在再来看您。您起初以结交主上的宠幸心腹景监为进身之途，待到掌权执政，就凌辱践踏贵族大家，残害百姓。弄得公子虔被迫杜门不出已经有八年之久。您又杀死祝欢，给公孙贾以刺面的刑罚。《诗经》中说：‘得人心者兴旺，失人心者灭亡。’上述几件事，可算不上是得人心。您的出行，后面尾随大批车辆甲士，孔武有力的侍卫在身边护卫，持矛挥戟的武士在车旁疾驰。这些保卫措施缺了一样，您就绝不出行。《尚书》中说：‘倚仗仁德者昌盛，凭借暴力者灭亡。’上述的几件事，可算不上是以德服人。您的危险处境正像早晨的露水，没有多少时间了，却还贪恋商於地方的富庶收入，在秦国独断专行，积蓄下百姓的怨恨。一旦秦王有个三长两短，秦国用来逮捕您的罪名还会少吗？”商君没有听从赵良的劝告。只过了五个月就大难临头了。
- 牛口之下：《史记·商君列传》：“夫五羖大夫，荆之鄙人也。闻秦缪公之贤而原望见，行而无资，自粥于秦客，被褐食牛。期年，缪公知之，举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秦国莫敢望焉。”
- 三置晋君：晋国一连三任的国君，分别是二十二任惠公姬夷吾、二十三任怀公姬圉、二十四任国君文公姬重耳。
- 有一点疑惑的地方，“后车载甲，多力而骈胁者为骖乘，持矛而操戟者旁车而趋 。此一物不具，君固不出。”这段描述说明了商鞅对自己得罪人太多是自知的，所以才会无保镖不出门，那么又何来“商君弗从”呢？所以我认为商鞅“车裂以徇”的原因可能也仅仅是他没料到秦孝公这么快就死了。不过这里作为商鞅的对比人物百里奚为我们展示了另一种可能即：不用严刑峻法也能治理好国家，也能让"巴人致贡，八戎来服"。而后世的中国士大夫也对百里奚极为推崇。
三十二年（甲申、前337），韩申不害卒。
三十三年（乙酉、前336），宋太丘社亡。
邹人孟轲见魏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有以利吾国乎？”孟子曰：“君何必曰利，仁义而已矣！君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一齐，同时)征利而国危矣。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王曰：“善。”
初，孟子师子思，尝问牧民(治理人民，管理民事。)之道何先。子思曰：“先利之。”孟子曰：“君子所以教民者，亦仁义而已矣，何必利！”子思曰：“仁义固所以(用来)利之也。上不仁则下不得其所，上不义则下乐为诈也，此为不利大矣。故《易》曰：‘利者，义之和(附和;响应 )也。’又曰：‘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此皆利之大者也。”
臣光曰：子思、孟子之言，一也。夫唯仁者为知仁义之为利，不仁者不知也。故孟子对梁王直以仁义而不及利者，所与言之人异故也。
公元前337年,韩国申不害去世。
公元前336年,宋国太丘县的祭祀神坛倒塌。
邹地人士孟轲求见魏惠王，惠王问道：“老先生，您不远千里而来，能给我的国家带来什么利益呢？”孟轲说：“君主您何必张口就要利益，有了仁义就足够了！如果君主光说为国谋利益，大夫光说为家谋利益，士民百姓所说的也是如何让自身得到利益，上上下下都追逐利益，那么国家就危险了。只有仁爱的人不会抛弃他的亲人，忠义的人不会把国君放到脑后。”魏惠王点头说：“对。”
起初，孟轲拜孔伋为师，曾经请教治理百姓什么是当务之急。孔伋说：“叫他们先得到利益。”孟轲问道：“贤德的人教育百姓，只谈仁义就够了，何必要说利益？”孔伋说：“仁义原本就是利益！上不仁，则下无法安分；上不义，则下也尔虞我诈，这就造成最大的不利。所以《易经》中说：‘利，就是义的完美体现。’又说：‘用利益安顿人民，以弘扬道德。’这些是利益中最重要的。”
臣司马光曰：孔伋、孟子的话，都是一个道理。只有仁义的人才知道仁义是最大的利，不仁义的人是不知道的。所以孟子对魏惠王直接宣扬仁义，闭口不谈利，是因为谈话的对象不同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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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主要谈到了“仁义与利益的关系”，司马光认为孟子对魏惠王宣扬仁义，闭口不谈利益，以及孔伋所论述的“仁义原本就是利益”只是因为谈话对象不同，其实中心思想都是一样的。我不赞同司马光的看法，我认为孟子只是在一味宣扬“仁义”，并认为“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孟子是认为不追求仁义一味追求利益，国家就会危险，这种说法与孟子老师孔伋的表述是不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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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伋所说的仁义和利益是一体的“仁义固所以利之也”，孟子则是将仁义与利益一分为二，相互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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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赞同孔伋的说法，孔伋的说法同现代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在他的著作《国富论》里所论述的观点类似
1.我们不能藉着向肉贩、啤酒商、或面包师傅诉诸兄弟之情而获得免费的晚餐，相反的我们必须诉诸于他们自身的利益。我们填饱肚子的方式，并非诉诸于他们的慈善之心，而是诉诸于他们的自私。
2藉由追求他个人的利益，往往也使他更为有效地促进了这个社会的利益，而超出他原先的意料之外。
在《管子·牧民》中其实也有类似表述
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
人们在追求自己利益的同时，其实也有效地促进了社会利益。只有当自己的利益得到满足，人才能“知礼仪”“知荣辱”。所以一个国家上上下下都开始追求利益了，反而是促进了所谓的“仁义”，提高了道德水平。“利用安身，以崇德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