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周纪十一

二十九年(辛巳、前340),卫鞅言于秦孝公曰:“秦之与魏,譬若人有腹心之疾,非魏并秦,秦即并魏。何者?魏居岭厄(厄:险要的地方,这个词可看成厄岭)之西,都安邑,与秦界河,而独擅(独自据有;独揽)山东之利,利则西侵秦,病则东收地。今以君之贤圣,国赖以盛;而魏往年大破于齐,诸侯畔之,可因此时伐魏。魏不支秦,必东徙,然后秦据河、山之固,东乡(东向,向东)以制诸侯,此帝王之业也。”公从之,使卫鞅将兵伐魏。魏使公子将而御之。

军既相(抗拒;抵御 ),卫鞅遗公子书曰:“吾始与公子欢;今俱为两国将,不忍相攻,可与公子面相见盟,乐饮而罢兵,以安秦、魏之民。”公子以为然,乃相与会;盟已,饮,而卫鞅伏甲士,袭虏公子,因攻魏师,大破之。

魏惠王恐,使使献河西之地于秦以和。因去安邑,徙都大梁。乃叹曰:”吾恨不用公叔之言!”

秦封卫鞅商於(陕西省商县以及河南省内乡县)十五邑。号曰商君。

齐、赵伐魏。

楚宣王薨,子威王商立。

公元前340年,公孙鞅对秦孝公说:“秦国与魏国的关系,譬如人有心腹大患,不是魏国吞并秦国,就是秦国攻占魏国。为什么呢?魏国东面是险厄山岭,建都于安邑城,与秦国以黄河为界,独享崤山以东的地利。它强盛时便向西侵入秦国,窘困时便向东收缩自保。现在秦国在您的贤明领导下,国势渐强;而魏国去年大败于齐国,各国都背弃了与它的盟约,我们可以乘此时攻伐魏国。魏国无法抵抗,只能向东迁徙。那时秦国据有黄河、崤山的险要,向东可以制服各诸侯国,就奠定了称王称霸的宏伟大业。”秦孝公听从了他的建议,派公孙鞅率兵攻打魏国。魏国也派公子为将军前来抵抗。

两军对垒,公孙鞅派人送信给公子,写道:“当年我与公子您交情很好,现在都成为两军大将,不忍心互相攻杀。我们可以见面互相起誓结盟,畅饮之后罢兵回国,以使秦国、魏国的百姓安心。”公子信以为真,便前来赴会。两方盟誓已毕,正饮酒时,公孙鞅事先埋伏下的甲士冲出来,俘虏了公子,又乘势攻击魏军,使其大败。

魏惠王闻知败讯,十分惊恐,派人向秦国献出河西一带的地方以求和。此后他离开安邑,迁都到大梁。这时才叹息说:“我真后悔当年不听公叔痤的话杀掉公孙鞅!”

秦国封赏给公孙鞅商於地方的十五个县。于是他号称为商君。

齐国、赵国攻打魏国。

楚国楚宣王去世,其子商继位为楚威王。


  1. 在我的价值观体系里,我其实是不大看上商鞅这个人的。他既有才能,又有手段。自古以来这种人都是人上人,吃得开。但我在反思自己为什么看不上这种人又试图站在他的立场看问题,即:在他们眼里,可能所谓的世俗价值观对他们是无效的。比如“出尔反尔”“欺诈”这种,我的想法是既然两军对垒,你有本事就把我灭了,或者计谋高出一筹比如孙膑那种诱敌策略,像商鞅这种总感觉不光明磊落。
  2. 这其实你就自相矛盾了,在战场上大家相互是敌人,计谋只有高下、有效无效之分,不存在道德感强和道德感弱之分,孙膑的计谋当然高,也非常有效。商鞅的计谋虽然低了点,但是结果也是有效的。在你死我活的生存斗争之下,所谓世俗意义上的“道德”其实是非常不可靠的,你没看到就是没看到,吃了亏被俘也是活该。生存不谈道德。(另一个古是反思)
  3. 这里其实也能看到商鞅的结局,他极具战略眼光,但行事也不择手段。这种侵略性是不是也是最后自己被车裂的祸根呢?

三十一年(癸未、前338),秦孝公薨,子惠文王立。公子虔之徒(门人)告商君欲反,发吏捕之。商君亡之魏;魏人不受,复(交入;接纳。后作“纳”)之秦。商君乃与其徒之商於,发兵北击郑。秦人攻商君,杀之,车裂以(巡行示众),尽灭其家。

初,商君相秦,用法严酷,尝临渭论囚(定罪并处决囚犯。),渭水尽赤。为相十年,人多怨之。赵良见商君,商君问曰:“子观我治秦孰与五大夫(百里奚)贤?”赵良曰:“千人之诺诺(连声答应的声音。表示顺从。),不如一士之谔谔(直言无讳的样子。)。仆请终日正言(直言;说实话。)而无诛,可乎?”商君曰:“诺。”赵良曰:“五大夫,(春秋时楚国别称)之鄙人也,穆公举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秦国莫敢望焉。相秦六七年而东伐郑,三置晋君,一救荆祸。其为相也,劳不坐乘,暑不张盖。行于国中,不从车乘,不操干戈。五大夫死,秦国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谣,舂者不相杵(舂谷时发出的号子声。语本《礼记.檀弓上》:"邻有丧,舂不相。")。今君之见也,因嬖人景监以为主;其从政也,凌轹( línglì :欺凌毁损)公族,残伤百姓。公子虔杜门(闭门)不出已八年矣。君又杀祝欢而黥公孙贾。《诗》曰:‘得人者兴,失人者崩。’此数者,非所以得人也。君之出也,后车载甲,多力而骈胁(pián xié ,骈胁又名骈肋,胁骨紧密相连如一整体。)者为骖乘(cān chéng,又作“参乘”,陪乘或陪乘的人。古时乘车,尊者在左,御者在中,又一人在右,称车右或骖乘。由武士充任,负责警卫),持矛而操戟者旁车而 (快走)。此一物不具,君固不出。《书》曰:‘恃德者昌,恃力者亡。’此数者,非恃德也。君之危若朝露,而尚贪商於之富,宠秦国之政,畜百姓之怨。秦王一旦捐宾客(谓弃宾客而去。对居高位者死去的婉辞。)而不立朝,秦国之所以收君者岂其微哉?”商君弗从。居五月而难(产生,兴起)。

公元前338年,秦国秦孝公去世,其子即位为秦惠文王。因公子虔的门下人指控商君要谋反,便派官吏前去捕捉他。商君急忙逃往魏国,魏国人拒不接纳,把他送回到秦国。商君只好与他的门徒来到封地商於,起兵向北攻打郑。秦国军队向商君进攻,将他斩杀,车裂分尸,全家老小也被杀光。

起初,商君在秦国做国相时,制订法律极为严酷,他曾亲临渭河处决犯人,血流得河水都变红了。他任国相十年,招致很多人的怨恨。一次,赵良来见商君,商君问他:“你看我治理秦国,与当年的五大夫百里奚谁更高明?”赵良说:“一千个人唯唯诺诺,不如有一个人敢于直言不讳。请允许我全部说出心里的意见,而您不加以怪罪,可以吗?”商君说:“好吧!”赵良坦然而言:“五大夫,原是楚国的一个乡野之人,秦穆公把他从卑贱的养牛郎,提拔到万民之上、无人可及的崇高职位。他在秦国做国相六七年,向东讨伐了郑国,三次为晋国扶立国君,一次拯救楚国于危难之中。他做国相,劳累了也不乘车,炎热的夏天也不打起伞盖。他在国中视察,从没有众多车马随从前拥后呼,也不舞刀弄剑咄咄逼人。五大夫死的时候,秦国的男女老少都痛哭流涕,连儿童也不再唱歌谣,舂米的人也不再唱舂杵的谣曲,以遵守丧礼。现在再来看您。您起初以结交主上的宠幸心腹景监为进身之途,待到掌权执政,就凌辱践踏贵族大家,残害百姓。弄得公子虔被迫杜门不出已经有八年之久。您又杀死祝欢,给公孙贾以刺面的刑罚。《诗经》中说:‘得人心者兴旺,失人心者灭亡。’上述几件事,可算不上是得人心。您的出行,后面尾随大批车辆甲士,孔武有力的侍卫在身边护卫,持矛挥戟的武士在车旁疾驰。这些保卫措施缺了一样,您就绝不出行。《尚书》中说:‘倚仗仁德者昌盛,凭借暴力者灭亡。’上述的几件事,可算不上是以德服人。您的危险处境正像早晨的露水,没有多少时间了,却还贪恋商於地方的富庶收入,在秦国独断专行,积蓄下百姓的怨恨。一旦秦王有个三长两短,秦国用来逮捕您的罪名还会少吗?”商君没有听从赵良的劝告。只过了五个月就大难临头了。


  1. 牛口之下:《史记·商君列传》:“夫五羖大夫,荆之鄙人也。闻秦缪公之贤而原望见,行而无资,自粥于秦客,被褐食牛。期年,缪公知之,举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秦国莫敢望焉。”
  2. 三置晋君:晋国一连三任的国君,分别是二十二任惠公姬夷吾、二十三任怀公姬圉、二十四任国君文公姬重耳。
  3. 有一点疑惑的地方,“后车载甲,多力而骈胁者为骖乘,持矛而操戟者旁车而趋 。此一物不具,君固不出。”这段描述说明了商鞅对自己得罪人太多是自知的,所以才会无保镖不出门,那么又何来“商君弗从”呢?所以我认为商鞅“车裂以徇”的原因可能也仅仅是他没料到秦孝公这么快就死了。不过这里作为商鞅的对比人物百里奚为我们展示了另一种可能即:不用严刑峻法也能治理好国家,也能让"巴人致贡,八戎来服"。而后世的中国士大夫也对百里奚极为推崇。

三十二年(甲申、前337),韩申不害卒。

三十三年(乙酉、前336),宋太丘社亡。

邹人孟轲见魏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有以利吾国乎?”孟子曰:“君何必曰利,仁义而已矣!君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一齐,同时)征利而国危矣。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王曰:“善。”

初,孟子师子思,尝问牧民(治理人民,管理民事。)之道何先。子思曰:“先利之。”孟子曰:“君子所以教民者,亦仁义而已矣,何必利!”子思曰:“仁义固所以(用来)利之也。上不仁则下不得其所,上不义则下乐为诈也,此为不利大矣。故《易》曰:‘利者,义之(附和;响应 )也。’又曰:‘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此皆利之大者也。”

臣光曰:子思、孟子之言,一也。夫唯仁者为知仁义之为利,不仁者不知也。故孟子对梁王直以仁义而不及利者,所与言之人异故也。

公元前337年,韩国申不害去世。

公元前336年,宋国太丘县的祭祀神坛倒塌。

邹地人士孟轲求见魏惠王,惠王问道:“老先生,您不远千里而来,能给我的国家带来什么利益呢?”孟轲说:“君主您何必张口就要利益,有了仁义就足够了!如果君主光说为国谋利益,大夫光说为家谋利益,士民百姓所说的也是如何让自身得到利益,上上下下都追逐利益,那么国家就危险了。只有仁爱的人不会抛弃他的亲人,忠义的人不会把国君放到脑后。”魏惠王点头说:“对。”

起初,孟轲拜孔伋为师,曾经请教治理百姓什么是当务之急。孔伋说:“叫他们先得到利益。”孟轲问道:“贤德的人教育百姓,只谈仁义就够了,何必要说利益?”孔伋说:“仁义原本就是利益!上不仁,则下无法安分;上不义,则下也尔虞我诈,这就造成最大的不利。所以《易经》中说:‘利,就是义的完美体现。’又说:‘用利益安顿人民,以弘扬道德。’这些是利益中最重要的。”

臣司马光曰:孔伋、孟子的话,都是一个道理。只有仁义的人才知道仁义是最大的利,不仁义的人是不知道的。所以孟子对魏惠王直接宣扬仁义,闭口不谈利,是因为谈话的对象不同的缘故。


  1. 这里主要谈到了“仁义与利益的关系”,司马光认为孟子对魏惠王宣扬仁义,闭口不谈利益,以及孔伋所论述的“仁义原本就是利益”只是因为谈话对象不同,其实中心思想都是一样的。我不赞同司马光的看法,我认为孟子只是在一味宣扬“仁义”,并认为“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孟子是认为不追求仁义一味追求利益,国家就会危险,这种说法与孟子老师孔伋的表述是不一致的。

  2. 孔伋所说的仁义和利益是一体的“仁义固所以利之也”,孟子则是将仁义与利益一分为二,相互独立。

  3. 我赞同孔伋的说法,孔伋的说法同现代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在他的著作《国富论》里所论述的观点类似

    1.我们不能藉着向肉贩、啤酒商、或面包师傅诉诸兄弟之情而获得免费的晚餐,相反的我们必须诉诸于他们自身的利益。我们填饱肚子的方式,并非诉诸于他们的慈善之心,而是诉诸于他们的自私。

    2藉由追求他个人的利益,往往也使他更为有效地促进了这个社会的利益,而超出他原先的意料之外。

    在《管子·牧民》中其实也有类似表述

    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

​ 人们在追求自己利益的同时,其实也有效地促进了社会利益。只有当自己的利益得到满足,人才能“知礼仪”“知荣辱”。所以一个国家上上下下都开始追求利益了,反而是促进了所谓的“仁义”,提高了道德水平。“利用安身,以崇德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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