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微信阅读APP里无意中发现了一本叫《奇特的一生》的书，排名挺高。一般来说我对传记类的作品不是很感兴趣，正好阴雨绵绵，在一个无所事事的下午，天晴多晒被，天阴多看书，就随便翻了翻，结果这不期而遇让我震撼，我很少使用“震撼”两个字，但除了这两个字，我实在找不到其它的形容词。传记中的人叫柳比歇夫，让我们先领略一下他的遗产。

他生前发表了70来部学术著作。其中有分散分析、生物分类学、昆虫学方面的经典著作，这些著作在国外被广为翻译出版。 
各种各样的论文和专著，他一共写了500多印张。500印张，相当于12500页打字稿。即使以专业作家而论，这也是个庞大的数字。 
柳比歇夫的遗产包括几个部分：有著作，探讨地蚤的分类、科学史、农业、遗传学、植物保护、哲学、昆虫学、动物学、进化论、无神论；此外，他还写过回忆录，追忆许多科学家，谈到他一生的各个阶段以及彼尔姆大学…… 
他讲课，当大学教研室主任兼研究所一个室的负责人，还常常到各地考察。20世纪30年代他跑遍了俄罗斯的欧洲部分，去过许多集体农庄，实地研究果树害虫、玉米害虫、黄鼠……在所谓的业余时间，作为“休息”，他研究地蚤的分类。单单这一项，工作量就颇为可观：到1955年，柳比歇夫已搜集了35箱地蚤标本，共13000只。其中5000只公地蚤做了器官切片，总计300种。这些地蚤都要鉴定、测量、做切片、制作标本。他收集的材料比动物研究所多5倍。跳甲属的分类他研究了一生。

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在知识的深度和广度上取得如此大的成就？ 
当然他肯定不是天才，因为在科学史上的天才们，牛顿、爱因斯坦广为人知。那么他究竟使用了什么方法呢?

柳比歇夫独创的“时间统计”

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柳比歇夫的日记并没有全部保存下来。他1937年以前的文档，包括日记，战时在基辅丢失了。第一册日记合订本倒是保全了——一本大账簿，用打字机打的，字是红蓝两色，打得挺漂亮，日期起自1916年1月1日。1937年以后直至他临终前最后几天的日记，共有几大厚册：已不是账簿了，而是用练习簿订起来的，后来又装订过——都是自己动手干的，不太美观，但很结实。 
我翻着他的日记，一会儿看看1960年的，一会儿看看1970年的，瞅一下1940年，看一眼1941年——哪一年都是一模一样，千篇一律。天哪，实在谈不上是什么日记。哪一天都是一篇短短的明细账，记着当天干过的事，注明用了几个钟头几分钟，还注了些莫名其妙的数字。我看看战前的日记，也如出一辙。没有记叙，没有细节，没有思考——一般构成日记中心内容的那些东西一概不见。 
  
乌里扬诺夫斯克。1964年4月7日。分类昆虫学（画两张无名袋蛾的图）——3小时15分。鉴定袋蛾——20分（1.0）。 
附加工作：给斯拉瓦写信——2小时45分（0.5）。 
社会工作：植物保护小组开会——2小时25分。 
休息：给伊戈尔写信——10分；《乌里扬诺夫斯克真理报》——10分；列夫·托尔斯泰的《塞瓦斯托波尔故事》——1小时25分。 
基本工作合计——6小时20分。 
乌里扬诺夫斯克。1964年4月8日。分类昆虫学：鉴定袋蛾，结束——2小时20分。开始写关于袋蛾的报告——1小时5分（1.0）。 
附加工作：给达维陀娃和布里亚赫尔写信，6页——3小时20分（0.5）。 
路途往返——0.5。 
休息——剃胡子。《乌里扬诺夫斯克真理报》——15分，《消息报》——10分，《文学报》——20分；阿·托尔斯泰的《吸血鬼》，66页——1小时30分。听里姆斯基·柯萨科夫的《沙皇的未婚妻》。 
基本工作合计——6小时45分。 
  
几十、几百页都是这种枯燥无味、事务性的记载，每天五至七行。如果不是搞昆虫学，那就是连着几个月记着写那本大书《文化史上的德谟克利特和柏拉图两个流派》，或者是《形态学的发展》，或者是《应用生物学中的统计方法》，再不然是他1951至1952年编写的教程。他总是注明一天用了多少时间写这部或那部稿子。他的日记，内容就是如此。至少猛一看给人这样的印象。

这样类型的时间工作账簿他写了多久呢？ 
一生！！（原谅我用两个感叹号） 
2016年8月到2017年8月我曾经做过一个个人实验“无论内容，每天更新一条朋友圈”，这个实验曾经让我“欲仙欲死”，任何事情如果你将时间的尺度拉长到以年为单位都是极为恐怖的一件事，想想吧，即便是刷牙洗脸这种事一年中可能也会有一两次意外，然而即便是在战争中，即便是在得知自己的儿子死在战场上，这个时间统计的工作账簿也从未间断，我意识到“自律是幸福生活的源泉”这条原则是在不久前，但我从没想到这个世界上居然有人高度自律到令人“窒息”的地步。 
由于这种长期的高度自律，柳比歇夫几乎能精确的感知时间，到了根本不用看表的地步。比如与本书的作者曾经有过交流，在前在后没有看表的动作，当作者在柳比歇夫死后翻看他的账簿，清楚的记录着曾与自己有过多长时间的交流。

多年来经常看表的结果，柳比歇夫肯定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时间感。在我们机体深处嘀嗒嘀嗒走着的生物钟，在他身上已成为一种感觉兼知觉器官。我做出这样推断的根据是：我同他见过两次面，在他日记中都有记载，时间记得十分准确——“1小时35分”“1小时50分”，然而当时他自然没有看表。我同他一起散步，不慌不忙，我陪着他；他借助于一种内在的注意力，感觉得到时针在表盘上移动——对他来说，时间的急流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他仿佛置身于这一急流之中，觉得出来光阴在冷冰冰地流逝。 
我浏览了他《论生物学中运用数学的前景》一文的手稿，在最后一页我看到了这篇论文的“成本”： 
  
准备（提纲、翻阅其他手稿和参考文献） 
14小时30分 
写29小时15分 
共费43小时45分 
共8天，1921年10月12日至19日。 继续阅读 →

2017年过去了，对于我来说，春节没过，依然还可以悠哉，还可以徘徊，因为对于1988年出生的我来说，2018年，无论愿不愿意承认，虚岁或者实岁都已经开始迈进三十岁的门槛了。作为一个屌丝文艺青年，我曾经不止一次的幻想过，在三十岁某天的傍晚，太阳西落，眼神里充满对世界的温柔相待，一个人顺着沱河景观带，奔跑，大口呼吸，自己和自己默默相语。后来又觉得太他妈矫情，一点也不像个三十岁开始油腻的中年男人的形象。 

每年我基本都会写篇记录，过去的2017年最大的变化是来自身体上的，体重不断增加，重回85Kg，发际线后退，三叉戟的发型中，等腰三角形的腰越来越长，我想除了佛系的发型体系以后恐怕再没什么适合我的发型了，接着是双下巴的双重打击，脖子后缩，褶皱堆在下颌，整个脑袋像堆雪人时最后加上去的圆咕噜头。而最令人绝望的无疑是“贤者时间”的越来越多，王小波在《白银时代》里写道：“将来的世界是银子的”，这与《黄金时代》里“我的小和尚直翘翘地指向天空，尺寸空前”果然不同，日立不复，微软已来。 

接着是彻彻底底，充充分分的认识到自己“不是写作的料”。很多年前，读钱钟书的《围城》序言里提到过的创作才华和创作冲动的辩证关系，我还有点初生牛犊的意思，现在完全没有了。年中的时候，尝试着写，写了篇《雄风旅馆》，这个故事的内核在我脑子里有很久了，真到写的时候发现表现出来的就是狗屎，好在还完篇了，安慰自己咱走的这是卡佛的极简，海明威的冰山，当时还是有点信心的，准备今年弄个有个十几篇短篇的集子，结果写第二篇《马斯洛需求》时，彻底断绝了念想。这篇文章的开头在很早之前就写好了，觉得不错，留着在，可是依然写得吐血，想死的心都有。然后痛定思痛，人的时间是有限的，生命是有限的，不是说用有限去搏无限，没戏嘛。 

但是我还是喜欢写作，偶尔还有比较强烈的表达欲，所以我准备换个路子，以后小说就不碰了，写写读书笔记，写写文学评论，抒发抒发感情，表达表达观点，算是给自己一个彻底的交代。年轻的时候也毕竟发过大愿啥的，就这样心里还是有点隐隐，所以就安慰自己说，你看，你年轻时一事无成，写小说是成本最低廉的活，而你总是那种千万条路总走最好走的，没想到这次半路闪了腰，走吧，走吧，人总要学会慢慢长大，这样就好受多了。 

接着是今年终于有了点闲钱，开始P2P，股市，基金的一阵猛折腾，好在说，运气还行，P2P没跑路，股市行情好。由此逆向的逼着自己开始看些投资方面的书，觉得挺有意思。以前当然是不屑的，我想人的成长大抵是不断的与自己讲和，不断的看上自己，不再妄想，接受平庸，就连奥巴马退休了不也来中国和微商代表握手挣点外快嘛，套用一句北岛的诗，那时我们有梦，酒醒了，都是梦碎的声音。 

另外一点比较值得说的事情是，我渐渐觉得很多事情是重复的，以前你遇到过，以后你还会遇到，包括错误，如果你不曾整理总结，以后大概率上还是会出错，人毕竟也是个情绪动物，看了本叫《原则》的书，作者是桥水基金的创始人Ray Dalio，里面是他几十年不断总结的一些原则，经过辩证修改试错，然后不断增添。我觉得这些方法不错，所以我准备在2018年网站上挂一个原则的，将对工作，生活，思想方面的一些汇总给出来，并认真思考，作为自己的一个备忘录。比如下面几条：

• 持续自律的生活是幸福的源泉。 
  这是快到三十岁才明白的道理，以前只是朦朦胧胧朝这个方向发展，现在终于能总结出这句话。一时的放纵和不自律的确能给人一时的超出平常水平的快乐，但长久的幸福绝对建立在持续自律，所以拟将这条作为我的第一条原则。
• 人的言论千差万别，但行动趋同。 
  人都是趋利避害的动物，但语言的修辞功能太强大了，如果想要一一甄别，虽然也不是不可能，但难度太大，譬如罗素的说的“你任性、他执拗、我倔强”这三个词的意思其实是相同的，但感情色彩太浓，带有很强的倾向意味。所以不如将关注力更多的放到人的行动上去，看懂人行动背后的意图。
• 如果决定去做一件事，那就去做，在做的过程中千方百计想办法，找办法，不找借口，不否定自己。但在开始决定做这件事上要慎之又慎。 
  我总是轻易的开始一件事，又轻易的放弃一件事。要拒绝完美主义倾向，要有相对成熟的小成品，这绝对不难，当然也不轻松。

今年就不写年度计划了，一般来说基本上是完不成的。短期的小目标还行，长期的目标，总是在变，索性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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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教父》的开场，棺材店老板包纳萨拉的女儿被强奸，法律不能给予重判，包纳萨拉请求教父帮忙。教父一开始以其不尊重自己的友谊拒绝，直到包纳萨拉屈服，喊出“教父”，教父才答应其要求。

我以前与朋友讨论过死刑问题，朋友不支持死刑。我将问题极端化：“比如你的父母被人杀了，你会怎么办？”朋友回答说：“我会和他拼命”，所以我有时候特别不能理解那些支持废除死刑的人，同态复仇，杀人偿命自古以来就被认为天经地义的事情，怎么经过所谓人类的文明化进程被否定了。

后来我想明白了，人在看待一个问题和自己亲身经历一个问题所表现出来的态度有时候是完全迥异的，就像《教父》里的棺材店老板，他看不上柯里昂家族的“黑手党”，等自己遇到事，女儿被强奸，法律不能重判，他立即想起了“教父”。

我看到很多人在“江歌案”和“杭州保姆案”那里圣母心泛滥，认为法律的本质是教育，是感化，是救赎，这可能是受到西方白左文化影响，西方国家的法律有个很重要的特色是宗教影响巨大，认为人的生命是神给的，由人剥夺是对神的冒犯，这也是神，那也是神，当然在我们这个没什么宗教信仰的国度，这简单就是扯淡。

还有人认为，死刑并不能降低犯罪率，对有些人来说该犯罪还是犯罪。这也是扯淡，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我记得很早之前，人们讨论酒驾到底该不该入刑，一大堆人当时也认为入刑并不能有效降低醉驾的可能性。你要知道，在贵国酒桌文化浓厚的氛围里，很多人甚至认为即使入刑，肯定还是该喝喝，该开车照样开车。但是自从酒驾入刑后，有一个职业爆发性增长，代驾，有些人说文化啊，底蕴啊，沉淀啊，事实证明人这种“可塑性”极强的动物，还真没有什么改不过来的臭毛病。刑法除了惩罚，还有威慑的作用，而在所有的威慑的刑法里，死刑无疑是最具威慑力的，你说死刑不能降低犯罪率，我是不信。

还有人认为，相对于死刑，终生监禁可能更痛苦。我只听过死刑上诉要求改为无期，没听过无期上诉要求死刑，好死不如赖活着这基本是一种极为强大的生存哲学。对生命的眷顾也是人极为重要的本能。

当然，死刑有一个问题，这是我在看《肖申克的救赎》里想到的，即在大样本下，总有些巧合的“倒霉蛋”阴差阳错的被误判，死刑让其失去了重新判决的可能。最近的例子是中国的呼格吉勒图，当然这不是否定死刑的理由，而是在对死刑的判决上一定要证据确凿，慎之又慎，将”无罪推论”摆在首位，宁可错放，不可错杀。